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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戴从容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走入社区，展出早已被公众认可或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使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与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审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现代大学不是骄傲地远离商业世界，而是忙着为新发明颁发特许证，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菲雷迪在这里描绘的这些现象，虽然是英美发达国家学术和文化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国同样存在，或者已经露出端倪。
这些都是正常的么？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大众化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在不少官员眼中，这是文化向社会和民众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学术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的积极举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富里迪系统概括了我们时代的这一平民主义的社会改造潮流，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联系现实”（relevance）和“向公众开放”（access），并指出它们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管理者的文化政策，也决定着文化机构自己的方向和措施。
单从字面上看，“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无可挑剔，但是菲雷迪指出，一旦像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为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这样，一个学说、一出歌剧或者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从这样的角度来对待文化，有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体操作时，文化精英们往往把公众当作既理解力低下又感情脆弱的儿童，为了迎合这样的公众，文化精英们屈尊俯就地减少难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学术的水准。二是文化和学术变成了实现民主化进程的工具，而工具主义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能因学术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视它们，衡量它们的标准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了。没有了内在的标准，也就无法再区分出高下，更无法对优秀做出评判和赞颂。其结果，助长了对真理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树，实质是水准的不断下降。
富里迪把这种情形称为“弱智化”，指出弱智化是由若干强大的力量推动的，这些力量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这些力量中，不惜一切代价地倡导包容政治的公共政策起着关键作用。不过，菲雷迪真正批判的，不是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因为在他看来，从古至今，政治家，甚至文化机构，总会试图控制和利用文化资源。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超乎以往大肆泛滥的，是艺术和教育世界从内心中接受了媚俗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从这一点说，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问题。
对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呼吁，对知识分子职业化和技术化、放弃其社会职能的批判，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但是过去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深刻地将文化精英的溃退与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学术上的失范，把当今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归咎于对学术工作进行的量化考核，却没有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充当着这一考核的工具。用富里迪的话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中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
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学术上的违规有时不仅是个人自觉的堕落，也不仅是在考核压力下无奈的取巧，有时事实上就是对学术规范的无知，因为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告诉学生，学术规范是什么。就像菲雷迪在书中所描述的，以向公众开放为原则的教育重视的是走入校园的人数，这使得严格的规则、要求和训练被代之以流水线加工式的学分挣取和文凭颁发，最终的受害者，正是作为开放和包容运动对象的学生与大众。因此难怪菲雷迪呼吁，现在到了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的时候了。
弗兰克•富里迪1948年出生于匈牙利，1956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70年代后移居英国，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曾用弗兰克•理查兹这个名字成立了大不列颠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并任该党的主席。该党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和自由派的反中央集权立场。该党在80年代出版了报纸《下一步》（The Next Step），90年代又出版了杂志《活着的马克思主义》（Living Marxism），此外还有网站弃置新闻网（spiked online）和思想学会等机构。菲雷迪至今依然是“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中的领军人物。
菲雷迪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有《神秘的过去，难测的未来》（Mythical Past, Elusive Future,1991），《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The New Ideology of Imperialism,1994），《殖民战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Colonial Wars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1994），《人口与发展》（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7），《无声的战争：帝国主义与变化的种族观》(The Silent War: Imperialism and the Changing Perception of Race, 1998) 。除了学术研究外，富里迪也常被媒体称为社会问题专家，探讨我们的社会如何被危机感所困绕，在这方面他著有《恐惧的文化》（Culture of Fear, 1997）、《疑神疑鬼作家长：为什么不信专家意见才对孩子最好》（Paranoid Parenting: Why Ignoring the Experts May Be Best for Our Child, 2001）和《心理治疗文化》（Therapy Culture, 2003）。
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在我的学习生涯中，我的两位导师，南京大学的杨正润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都对这个问题有深入地关注。杨老师翻译的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几次再版；陈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与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共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正是陈老师对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论》的介绍和推重，促使我写了《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观》一文，该文最初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后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转载。正是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受的熏陶，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使我欣然接受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向我推荐的翻译此书的工作。对于高等院校的教师，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对当代学者来说，本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个时代，就如富里迪所说的，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该开始了。
【书评一】
来源：搜狐读书
许多年来，生活在一个被颠覆的精神世界里，一切高尚的词汇（包括“高尚”）均被拿出来鞭笞，泛滥的文化大众倾向让“知识分子”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从被迫到主动，把他们的知识和头脑变成服务大众的工具，媚俗成了知识界的时尚。
“知识分子”成了一切脑力劳动者的代名词，但同时又在被这些知识界的人士抛弃，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就如被说成“装孙子”一般尴尬，身份已经被“专家”、“专业人士”所替换。大学越来越多，被培养成各种工具的“学子”大量涌入社会，知识庸俗化的浪潮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路上还在坚持的知识分子成了过街老鼠，对知识和真理的悲观怀疑也从文化精英开始传给大众。“知识分子”似乎消失了，在庸人的世界里寂静无声。可是，还有人不愿沉默，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宣称：“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应该开始了”。
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一被滥用的名词已经被应用到每一个上过几年学的人身上，“你丫才是知识分子，你们一家都是知识分子”成了嘲笑这个名词的惯用语，为“知识分子”正名却成了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中根本不必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弗兰克·富里迪认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或者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知识分子最赞许的一个美德，是有能力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生活”；“渴望拥有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考来行动的自由，深深影响着知识分子的行为”。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中，而且也担负社会责任，选取一种政治立场”，而这一立场“不必是政党政治的，而是准备为公众的心灵和思想而战”。不管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多少，“成为知识分子与追求思想和追求真理密切相关”。
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敲响了“真理”与“知识分子”的丧钟以来，意义与真理已经成为不确定性名词，无原则性的相对主义摧毁了普遍真理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成了真理无处不在的标准，“真理完全依赖于所选取的视角”。既然没有一个应该追求的真理存在，也没有真理可以质疑，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要向服务大众的工具转化，以职业化、制度化、专业化约束知识分子的工作，阻止他们对社会提出批判性的质疑，贬低知识分子角色的价值，让其从表现真理转化到捍卫专业身份的能力上去。富里迪认为，“弱智化”倾向是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原因：一方面，知识分子把公众当成理解力低下的儿童，文化学术都要降低到能够迎合儿童公众的标准，就如我们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真正弱智到了儿童理解力的水准；另一方面，工具化倾向使文化和学术成就本身的内在标准丧失，没有了标准也就没有了对优秀者的评判，高雅和低俗混为一谈，“超级女生”和帕瓦罗蒂也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区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全都挤在了庸人的土地之上，去创造教育与媒体的麦当劳。
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并没有悲哀，在明晰而有力的语言中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这让我们在阅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快感，就如我们重新发现了顾准、陈寅恪，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存在。可我依然悲哀，无论阅读的过程与内容，都有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强烈感受，而当“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时候，这难道不是我们生存的悲哀
【书评二】
为精英主义辩护？
文：王建坤
出处：新京报
早在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里金夫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开篇沮丧地说，“我们每天都发觉世界比前一天更加杂乱无章了。”如今，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已经泛滥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病。没有方向感的怀疑是我们内心混沌的最好写照，知识总量的增长并没有赋予我们清晰有力的感觉，知识就是力量等传统信条开始坍塌。
知识、意义和真理的绝对稳定的价值受到威胁。对这种流行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念所蕴涵的致命危险，没有谁比英国作家弗兰克·富里迪看得更清楚。在新近出版的这本《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他将上述现象归之于庸人现象的一部分，并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觉得意义和真理已经脱逃了我们的掌控，面对不确定时的无能为力感觉更加强烈了。反过来，由不确定所滋生的迷失和焦虑又助长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赞同永远对知识和真理加以质疑。”
这种迷失不仅存在于一般人身上，而且也开始弥漫到知识分子之间。在英国，庸俗主义和弱智化充斥着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这种现象激发了这位英国肯特大学社会系教授的使命感。在一个相对主义哲学观念喧嚣尘上的时代里，他再次大声呼吁尊重启蒙运动的遗产，为精英主义辩护，以《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为书的副标题，让人觉得他像唐吉诃德。
在他看来，民主教育与精英主义并不抵触。前者当然意味着历史进步，但放弃精英自身的“标准”则只能带来集体平庸的灾难——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将失去明智力量的指引。在英国，到处都是浅薄的权威专家、智囊团辩护士和宣传家，而真正有学问、有眼光并关心公众事物的知识分子已经灭绝。他反复强调说，知识分子只有努力抵制平民主义所奉行的“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庸俗标准，恢复文化、艺术和学术的自身评判标准，他们才能从疲乏无力的软弱中，重新赢得尊严和力量。
作者并不是第一个对庸人现象做出回应的思想家，他的答案却明显体现了启蒙者的鲜明特征。作者真诚的知识分子使命感会让某些人感到鼓舞，其鲜明的精英主义姿态注定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精英主义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词语，因此这是一本你要么喜欢要么憎恨的书。需要注意的是，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许对民主教育发达的国家克服庸人主义会很有效。很难想象，其建议对社会资源流动相对封闭的国家会有多少参考价值。
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本书没有满足我对它的智力预期。
作者对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但他对理想教育的影响力有着过高的估计。他理想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很像百科全书式的英雄，然而他也许忘记了，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谁也无力扭转的专业越来越细致的时代。如何为公众和精英的心灵发动一场思想之战，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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